多少年后还能认出来。”

磨玉的石板是祖上传下来的青岩，长三尺，宽两尺，边缘被磨得像镜子。粗磨时要用河里的砂石，像给玉“剪头发”，要顺着玉的纹路磨，不能横冲直撞；细磨时换麂皮，得磨到玉能照出人影才算成。父亲常说：“玉要磨，人也要磨，越磨越亮。”我二十岁那年，把一块准备做玉琮的料子磨裂了，裂纹像条小蛇，在玉上爬。我抱着玉哭了一下午，父亲却用红铜丝把玉缠起来，在裂口处刻了朵羊角花：“你看，玉碎了，还能开出花来，人也一样，跌了跤，爬起来更精神。”

羌族的玉是会“说话”的。我儿子出生那天，神龛上的玉璧突然变得温润，像捂热的鸡蛋；老伴走的那年冬天，玉璧上长出块淡淡的黄斑，像滴没擦干的眼泪。每年春耕前，我会把玉璧摆在碉楼前的祭台上，用松枝蘸岷江的水洒在上面，柏枝的烟雾里，玉纹的影子在墙上晃，像祖先在点头。有次城里的教授带着放大镜来，对着玉璧看了半天，说上面的水纹和三星堆出土的玉器是一个路子。“你们的祖先，早就懂得跟自然对话。”教授的话我听不太懂，但我知道，玉里住着祖先，他们看得见我们现在的日子。

现在，我的孙子阿吉在县城读中学，他带了台小小的扫描仪回来，把玉璧上的纹路扫进了电脑。屏幕上，九曲水纹被放大了几十倍，阿吉指着那些弯弯绕绕的线条说：“爷爷，你看这像不像小鱼？这像不像云朵？还有这个，像小羊在吃草。”我摸着冰凉的玉璧，突然觉得玉不怕变，它可以摆在神龛上，也可以住在电脑里，只要我们还记得——记得玉的温度，记得祖先的话，记得我们是羌族的后代。

上个月，阿吉把扫描出来的玉纹印在了学校的文化墙上，好大一片，绿莹莹的。放学时，孩子们围着墙看，指指点点，像当年的我围着父亲的磨玉石板。风吹过碉楼的四角，“呜呜”响，像祖先在说：“好，好，根还在，就好。”

苗族：阿美的银饰家书

我叫阿美，是苗族银匠的女儿。我的银角头饰高半米，像两只展翅的蝴蝶，上面镶着三十六个小银铃，一走路就“叮铃铃”响，像跟着脚步唱歌。这是阿爸花了三个月做的，银料是他用两担新收的谷子，跑了四个圩镇换来的。银角做好那天，阿爸把它举到太阳底下，阳光透过银铃，在地上洒下好多小光斑，像星星落了一地。“苗家的银饰，是会走路的家谱，”他用粗糙的手掌擦了擦银角上的指纹，“戴着它，就不会忘了从哪来。”

阿爸的工具箱里藏着个宝贝——块黑亮亮的“银母”，是块传了五代的老银锭。银母比我的巴掌大，表面被几代人的手摸得发亮，上面的刻痕像老人脸上的皱纹，深浅不一。每次熔银前，阿爸都要对着银母拜三拜，嘴里念着：“老祖宗，借点灵气，让银听话，让纹好看。”他说银母里住着祖先的灵气，能让银料更“听话”。有次我趁阿爸去后山砍柴，偷偷打开工具箱摸了摸银母，冰凉的金属却带着点说不出的温润，像握着块冻住的月光。那天晚上，我梦见银母长出了翅膀，在月光下飞，翅膀上的刻痕里，飞出好多小人，都戴着和我一样的银角。

“银母会‘说话’，”阿爸熔银时总让我凑过去听，火塘里的炭火烧得正旺，把他的脸映得通红。“你听，银水在坩埚里‘咕嘟’响，那是它在跟老祖宗打招呼呢。”熔银的坩埚是阿爸用山上的红泥做的，外面缠着铜丝，能抗住高温。他把银锭放进坩埚，架在炭火上，手里拿着长柄钳，时不时翻一下银锭。“火太旺，银会焦；火太弱，银不化。”他一边添炭一边说，“就像对人，太凶了不行，太柔了也不行，得恰到好处。”银锭化成水的时候，会泛起一层淡淡的白光，阿爸说那是“银魂”，这时候要念段古歌，银魂才会留在料里。古歌的调子很老，像山风穿过碉楼的声音，阿爸唱的时候，眼睛会望着远方，好像在看好多好多年前的事。

我的银围腰上刻着我们苗家的迁徙路线。阿爸刻的时候，我就蹲在旁边看，他的刻刀在银片上游走，像条小蛇。从黄河到长江，再到巴蜀的大山，每道纹路都是一段路：有的地方弯弯曲曲，像走了冤枉路；有的地方笔直，像遇到了平坦的河滩；还有的地方刻着小小的房子，那是祖先曾经住过的村寨。“这道最宽的纹路，”阿爸指着一条银线说，“是咱们渡过的金沙江，当年好多人在这丢了性命，刻宽点，让后代记得难。”他刻到江边的石头时，手突然抖了一下，刻刀在银片上留下个小坑。“这是当年掉在江里的孩子，”阿爸用手指摸了摸小坑，声音有点哑，“也算让他跟着咱们走。”

阿爸刻银时，嘴里总哼着古歌，歌词是一代代传下来的，藏着银饰的做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