练饷，剿饷。

可是赋税却是越收越少，到了崇祯末年时，税种越来越多，收上来的税赋却是一年不如一年。

因为大明中枢对地方的掌控力太弱了，内阁到中枢各部门职权含糊，对接地方权力也是控制力极弱。

如果中枢有一定的权威，尚有地方官员士绅阶层配合。

如果中枢影响力越来越弱，比如崇祯敲景阳钟都没几个大臣上朝时，怎么可能指望士绅商人们交纳应交的赋税？

嘉靖到万历十年前后，有高拱和张居正这些罕见的负责任有能力的大臣掌控中枢，特别是张居正推出考成法，又核对优免政策，减少驿站开销，核对田亩数字，推行条鞭法减少杂税，增加中枢收入。

这些政策都不算猛药，只是推动官僚阶层做应该做的份内事。

减低了官绅阶层对国家的不法侵害。

结果就是张居正在世时没有人敢叽歪，张居正一死，大量官员反攻倒算，加上万历皇帝本身被张居正压制多年，积累怨气，加上皇帝贪财，有不少官员说张居正掌握权力多年，家资不下百万金。

由此万历清算张居正，后果不光是此后内阁不再出现类似张居正这种敢负责，愿意做事的首辅权相。

同时也是将考成法，优免身丁，驿传等诸事又是一团糟。

到崇祯年间，驿站负担过重不得不裁撤驿站和驿卒，结果裁出了一个李自成。

朱载墐对明朝的这些事心知肚明，财政机构，中枢和地方权力之分，内阁制度，统统都有问题。

问题迭加起来，就使王朝在中叶就不可避免的衰落。

明军在仁宣年间还有余力北讨，土木之变的发生看似偶然，其实也是必然。京营衰落，募兵驻守被动挨打，四处起火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最少在荣王府，朱载墐是要核实田亩，确定人员权属管理，对自己治下的王府和王庄等机构人员，要做到了如指掌，如臂使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