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监一样贪婪，各地督抚为了拍魏忠贤的马屁大肆修筑生祠，浪费财赋，简直不知所谓。

但魏的好处就是能压住人，中枢有权，能够真正控制地方。

这才是魏忠贤掌权的时期大明财赋没出大问题的原因所在，而不是什么收不收商税。

东林党在崇祯年间并未一家独大，崇祯始终乱搞，搞掉阉党后根本未建立起中枢的权威，没有扶植起能够当政的有威望的大臣，使朝廷中枢对地方军政行成有效的统治，这才是最致命的地方。

崇祯把自己搞到要当裤子，赋税加的越多，收上来的就越少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。

最少在嘉靖时期，党争只是一个苗头，大佬们出手多半留有余地，严嵩搞死夏言只是特例，并不代表是嘉靖年间文官政治生态的常态。

根本的原因是，人们都认识到权力始终真正掌握在皇帝手中。

嘉靖用夏言时，用严嵩来牵制。

用严嵩时，就逐渐提拔任用徐阶，助其结党。

到徐阶独大时，嘉靖身体不行了，才被徐阶架空而毫无办法。

不过嘉靖还是把高拱弄上来，给徐阶埋了个大雷。

袁炜其实也是后备之一，他自己心里也明白，这才会对很多事情上心，多了解和多听一些。

文官们除了极少数之外，多半其实还是相当的聪明机警，也愿意为前途付出努力。

毕竟这些人是在无数读书人中脱颖而出，在同为官员的同僚中也要表现出色，不论是记忆力，理解能力，反应能力，各方面的能力都要远超常人，这才有机会被皇帝赏识，成为未来阁臣的储备人员。

皇帝如果不是靠蛮不讲理手段，比如用东厂和锦衣卫，其实也是很难制衡这些人精中的人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