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每石二钱八。”

“过时不候。”

“一分银子也不加，卖就卖，不卖便是滚！”

一伙粮商搭了临时的长棚，带着几十个伙计在桃源县城东门侧摆台收粮。

城中的官府特意派了几个衙役和帮闲，帮着这些粮商弹压收粮的场子。

由于此前粮商已经有所约定，催科之后的头几天根本无人收粮。

本地的粮行也受到了官府的警告，暂停收粮。

到处是急着卖粮的百姓，手中有大量粮食却是无处发售，一边又是官府催科，催缴他们缴纳赋税。

两相夹击，已经令所有百姓心急如焚。

就算如此，听到这样低的收粮价格时，所有人都是迟疑着，没有哪一个愿将辛苦种出来的粮食这般低贱的价格出售。

“去秋有人卖了三钱三，还被人笑卖的太低了，今年才二钱八？”

“你们运到南直隶那边，最少卖四钱五六，入了冬就是五钱以上，心太黑了！”

“力夫，船费，最多一石加几分银，就算有搬抬费，折耗，也没有这么低的道理。”

各人七嘴八舌的同粮商们讨价还价，湖广这里的粮除了自吃之外是多半外销，每年最少有七成以上的粮食是卖往浙江和南直。

百姓们也不全是蠢货，或是毫无信息来源。

这些粮是百姓从十里八乡自己用小车推过来，然后粮商们雇用夫子搬抬上船，一路从沅水到洞庭湖，再入长江，到南直等地搬抬上码头入库。

水运的损耗和费用很低，效率很高，这也是南直隶和浙江一带百姓敢于弃耕主粮，种桑种棉的底气所在。

彼处百姓，每天到工场上工，或是在家里纺纱织布，每天获利几十上百钱。

然后花上十几二十钱，一天的主食便尽够一家人吃食。

江南是大明天下最富裕的所在，主要还是因为商业发达。

百姓随便都能找着工可做，一个妇人当户纺纱一天，一家的吃食都用不完。

隔几天吃顿肉，在别处地方是不可想象之事，在江南确是相当平常的事情。

到了隆庆和万年早期，江南的生活条件更好，肉类和主食的摄入量到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没追上，差的老远。

湖广的粮，在秋收时在江南也确实卖不到高价，但也是四钱以上的价格。

到了秋末冬初时，差不多就全部卖到五钱以上。

到春荒时，五钱五六，甚至六钱的价格也卖的出。

江南地方百姓有钱，粮商以三钱三四到四钱左右收粮，按年景收成有所波动，这算是正常的商业行为。

而眼前的情形是粮商勾结官府，利用条鞭法收银的特点，硬生生的压下粮价。

这才是眼前百姓不愿卖粮，满腔怒火的由来。

粮商们却是不慌不乱，一群长衫商人坐在棚下喝茶闲聊，看着那些满脸怒火的百姓，脸上都是轻蔑不屑的笑容。

“这帮子泥腿子，这价还不想卖？”

“再拖几天，眼看就要过了缴纳赋税的期限，看是咱们急还是他们急。”

“二钱七八说实话不低了，咱们此前买过王府的粮，也就是这个价。”

这帮商人，确实也符合大明普通百姓心里对商人的评价和形象。

重利忘义，不仁不德。

嘴里也是在不停的胡说八道，王府陈粮卖最便宜的也确实是这个价，但那都可能是一年或两年的陈粮，商人买了之后要颇费周章，甚至有不少粮是直接给人买去喂猪养鸡，那种粮卖不出高价，当然只能是低价收购。

随着荣王府醒悟过来，陈粮已经成了控制诸多大粮商的筹码，而此后王府控制了粮食生意之后，估计也不会如此前那样，放着几十万石的粮食慢慢消耗，最后陈化之后贱卖了去。

对眼前这些粮商来说，眼前就是不折不扣的好生意。

对朱载墐来说，也是同样。

宁思忠等人化装成卖粮的汉子，跟随在四处的卖粮队伍之中。

各人都是推着鸡公车，就是那种北方常见，南方其实并不算多的独轮小车。

南方水网密布，路道不发达，但几乎处处都通水运，从只能运几石粮的小船，到一次运几百石粮的大型漕船应有尽有，陆路运输损耗大，消耗多，一般来说，只有不超过二十里的近途，人们才会用这种小车推着物资前往。

平常时候，哪怕是走亲访友，也多半是乘船为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