间的矛盾，加强国家的稳定，采取了“崇儒重道”的国策，并提出了“满汉一体”，这导致满族本身的宗教信仰逐渐汉化。这一现象在满清贵族装饰品味的各个方面中得到体现，例如道家纹样在清东陵昭西陵下坊中的应用。随着裕陵、定陵等石五供的修建，下坊中的道家纹样不断丰富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满清贵族对道家文化的逐步吸收。

士人文化

在明清时期，士人文化逐渐衰落，尤其是在清代更加明显。随着清朝的建立，经济和文化逐渐恢复，资本主义在前代的基础上得以重新兴起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。文人们开始追求实用的技术研究，而不再像过去那样追求闲情雅趣。这使得雕刻技艺得到提升，商品价值也得以提高，带来商业繁荣。在这一时期，晋商、徽商、闽商、潮商等商帮相继出现，商业越来越兴盛，人口增加，更多的人聚集在城镇从事贸易，进一步推动了城镇的繁荣，也扩大了市井文化的影响范围。此时，在清代宫廷中，崇尚士人文化的风气十分流行，一是满族本身认同中原的部分优秀文化，二是为巩固满族统治而吸收中原本土文化。士人文化逐渐渗透到清代宫廷艺术和统治者的审美观念中，也引起了市民阶层的共鸣而不断流传到市井，慕古风尚盛行。因此，曾在士人文化中流行的纹样成为大众喜爱的纹样，逐渐变得生活化和世俗化，体现了大众精神和审美的提升。而在清东陵的建设中，士人文化也得到了应用，例如定陵、惠陵、慈安陵、慈禧陵的石五供下坊先后出现的四艺纹、博古纹等文人代表纹样。

祭祀文化

清代统治者一直秉持着“敬天、法祖、勤政、爱民”的治国理念，特别重视皇陵祭祀，将其置于国家“五礼”中的吉礼范畴，并与祭祀天地、太庙、社稷等同等对待，称之为“大祀”，并将其制度化，通过法律加以确认，赋予了极高的尊严与内涵。清东陵自始建顺治帝孝陵之后，各种祭祀活动开始次第举行，至乾隆时期，祭祀制度日渐完善定型。清东陵的祭祀活动是清代封建礼制、经济形态和民俗文化的一个缩影。入关后清朝在位的皇帝几乎都会前往清东陵进行祭祀，朝廷也在清东陵举行了众多规模庞大的祭祀活动。例如，每年清明、中元、冬至、岁暮、帝后生辰都会在清东陵内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；凡遇国家大事，例如皇帝登基、亲政、大婚、立后、战争、凯旋等都会在清东陵举行临时的祭祀活动。这些祭祀活动主要包括大享礼、谒[yè]陵礼、敷土礼等内容。此外，在清东陵陵区还专门设有承办事务衙门、工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内务府等职务机构，负责组织和管理各种祭祀事宜。

建造历程

清朝时期，除了末帝溥仪未建陵寝外，其余的11位皇帝和4位获追尊先祖分葬于今辽宁新宾、沈阳、河北遵化、易县，其中以清东陵的“规模最为宏大、体系最为完备、布局最为规整”。1652年，14岁的少年天子顺治巡猎到遵化境内的昌瑞山上登高远眺，被眼前景象所吸引，说道：“此山王气葱郁，可为朕寿宫。”言毕即投环定穴。从此，清王朝在遵化境内开启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帝后妃陵寝营建活动，即“清东陵”。

清东陵的营建时间贯穿清王朝的兴起与衰落，于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孝陵工程的筹建开始算起，到慈禧菩陀峪定东陵于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重修完工为止，历时长达247年之久，[14][20]主要有“世祖”顺治帝的孝陵、“圣祖”康熙帝的景陵、“高宗”乾隆帝的裕陵、“文宗”咸丰帝的定陵、“穆宗”同治帝的惠陵、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、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、慈安太后的普祥峪定东陵、慈禧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、景陵妃园寝、景陵双妃园寝、裕陵妃园寝、定陵妃园寝和惠陵妃园寝等陵寝。

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孝陵开始筹建并正式动工；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，孝陵竣工。康熙七年（1668年），神功圣德碑亭开始营建。康熙十三年（1674年），景陵开始筹建；康熙十五年（1676年），景陵破土兴工；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，孝诚、孝昭二位皇后入葬时，景陵隆恩殿尚在修建之中（竣工时间待考），与此同时景陵纪园寝也随着完工。康熙二十七年（1688年），康熙皇帝遵照祖母遗命，在风水墙外的大红门东侧建造“暂安奉殿”；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，雍正皇帝决定将“暂安奉殿”改建为昭西陵，是年农历二月初三动工，年底建成。在“暂安奉殿”建成不久，康熙皇帝就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兴建陵寝，即孝东陵，约于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年）建成（具体的始建时间和竣工期不详，准确年代待考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