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，先问田亩。”

有个老农拿着抄本找到他，指着其中一段问：“先生，这‘区种法’，真能让亩产多三成？”

老书生点头，老农突然对着他跪下磕头，他赶紧扶起，老农抹着眼泪说：“有了这个，明年开春，我们就有盼头了。”

商队头领带着人疏通了洛水的河道，淤泥里挖出不少沉船的残骸，有艘船上还留着完整的货箱，打开一看，竟是满满一箱瓷器，碗底印着“官”字，显然是当年运往京城的贡品。

“这些瓷器，”他对身边的人说，“挑完好的送到郑州的博物馆，碎的就碾成粉末，掺在泥里修补城墙——让它们最后再护一次城。”

黄巢在洛阳城的中心筑起了一个高台，台上放着那本洛阳令的罪状册，百姓们围在台下，黑压压的一片，像积蓄了许久的云。

审判开始时，老书生宣读罪状，每念一条，台下就响起一阵怒吼，念到他克扣赈灾粮导致上千人饿死时，人群里爆发出震天的喊声：“杀了他！”

黄巢走到台前，抬手示意众人安静，他声音洪亮：“此人罪该万死，但我们义军不是暴徒，要让他死得明白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贪赃枉法，下场就是这样！”

刀光闪过，洛阳令的人头落地，台下却异常安静，过了片刻，才响起稀疏的掌声，渐渐汇成洪流，那掌声里，有愤怒，更有对公道的期盼。

前太守的女儿在高台旁设立了医疗点，以防有人激动过度晕倒，她看着台下的百姓，突然想起父亲被诬陷时，也是这样人山人海，却没人敢为他说一句话。

“世道真的变了。”她轻声对自己说，风吹起她的发丝，落在脸上，带着些微的暖意。

织锦匠的儿子把刚织好的牡丹军旗挂在校场上，红色的锦缎在风中舒展，牡丹花瓣里的“义”字格外醒目，有个老兵摸着军旗上的丝线，说：“这比铁甲还结实。”

他笑着说：“等打到长安，我再织一面更大的，让它飘在朱雀门上。”

老兵拍着他的肩膀：“好小子，有这志气，我们就陪你打到长安。”

休整了一个月后，黄巢再次召集众人商议军情，地图上的红色标记已经覆盖了河南的大半，长安像一颗孤立的棋子，落在棋盘的西北。

“现在，”黄巢的手指重重地敲在长安的位置，“我们该去会会那个躲在深宫里的皇帝了。”

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长安，那里是帝国的心脏，拿下长安，就意味着改朝换代，意味着这场持续了数年的起义，终于要迎来最终的决战。

“不过，”黄巢话锋一转，“长安不易攻，我们需要先拿下潼关，断了它的左臂。”

潼关地势险要，素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称，守军是帝国最精锐的神策军，硬攻必然损失惨重。

商队头领站出来：“我年轻时走过潼关的小道，有一条路能绕到关后，只是极其险峻，只能容一人通过。”

黄巢眼睛一亮：“好！就用奇袭之计，正面佯攻，侧面偷袭，前后夹击，必能拿下潼关！”

前太守的女儿主动请缨：“我带一队精兵走小道，熟悉山地作战。”

黄巢点头：“多加小心，我们在关前等你们的信号。”

出发的前一天，洛阳城下起了小雨，织锦匠的儿子赶制出了两面军旗，一面送给前太守的女儿，上面织着缩小的潼关地图，另一面留给黄巢，牡丹花瓣里的“义”字，被他用金线重新勾勒了一遍。

“这金线，”他说，“是从洛阳令府里抄出来的，现在，该让它做点正经事。”

前太守的女儿接过军旗，笑着说：“等我们拿下潼关，就用这面旗裹着战利品回来。”

老书生把整理好的古籍装上马车，打算先送到郑州保管，他抚摸着《洛阳伽蓝记》的残页，对赶车的士兵说：“这些书比金银贵重，丢了我可不饶你。”

士兵笑着保证：“先生放心，就是丢了我自己，也不能丢了这些宝贝。”

商队头领检查着登山的绳索，每一根都要亲手拉拽测试，他在绳子的末端系上一个小小的铃铛，说：“走小道时，铃铛响一声是安全，响两声是危险，不响……就是到地方了。”

黄巢站在洛阳城头，看着雨中的队伍整装待发，雨水打湿了士兵们的铠甲，却浇不灭他们眼中的火焰，他突然想起刚起义时，身边只有几十个人，如今却已是万马千军。

“出发！”他一声令下，马蹄声在雨地里响起，沉闷却坚定，像擂在大地上的鼓。

前太守的女儿带着小队钻进了潼关附近的山林，雨雾弥漫，能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