完颜亮南侵江南的计划,后担任宰相,为孝宗时期的清廉政治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张浚的儿子张栻是南宋着名理学大师,他在湖南主持岳麓书院,其独特的心和理双重特色的宇宙论,为湖湘理学学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另一位理学家魏了翁同样学识渊博,自成一家,他的哲学思想在南宋理学界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南宋后期,四川还诞生了杰出的世界级数学家秦九韶。他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性的重要发现,包括对高次方程的深入研究、已知三边求三角形面积的秦九韶 - 海伦公式,尤其是“大衍求一术”,即“中国剩余定理”,对现代代数、代数数论以及现代计算机编码、算法、密码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具有广泛的发展前景。+x\d·w¨x.t^x,t¨.`c?o-m,
北宋时期,四川的史学领域同样人才济济,司马光助手范祖禹参与了《资治通鉴》的编撰。南宋时期,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980卷,另有总目5卷,举要68卷,详细记录了北宋一代的编年史,极具史料价值;李心传撰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200多卷,对高宗以来36年间的事记载得精准详实,他所撰的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,被誉为“南宋以来野史之最详者”;王偁的《东都事略》,是一部记述北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,在宋人私史中堪称佼佼者。北宋时期出生于四川眉州的三苏——苏洵、苏轼、苏辙,更是声名远扬。苏轼作为着名的文学家、书画家和政治家,他的作品风格独特,对两宋文学的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,其诗词、书画作品至今仍被人们传颂和珍藏。
然而,这一切的繁荣在1236年戛然而止。蒙古帝国野心勃勃,妄图吞并南宋,其军队如汹涌的潮水般踏入四川,成都首当其冲,成为了战争的重灾区。带队的阔端听算命的说“成都不吉利,不如杀光算了”,竟然真的下了“火杀”令。蒙古兵进城后,如同疯狂的恶魔,见人就杀,无论是老人、孩子还是妇女,都未能幸免于难。
宋末《昭忠录·王翊传》记载:“二十四日,元兵步骑十万至成都,入自东门。二太子坐府衙文明厅,令卜者占,卜者曰:‘民心不归,成都是四绝死地,若往,不过二世,不若血洗而去。’二太子大书‘火杀’二字,城中百姓无得免者。火光照百里。”明杨慎《全蜀艺文志》辑明赵枋《史母程氏传》也有描述:“呜呼!余尝得《三卯录》读之,蜀民就死,率五十人为一聚,以刀悉刺之,乃积其尸,至莫(暮),疑不死,复刺之。异孙尸积于下,暮刺者偶不及,尸血淋漓入异孙口,夜半始苏,匍匐入林,薄匿他所。后出蜀为枢密使。尝坦视人,未尝不泣下。贺靖权成都,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,城外者不计。”
战争爆发前,四川地区人口众多,经济繁荣,“地狭而腴,民勤耕作,无寸土之旷”,“虽硗确之地,亦耕溽殆尽”,人口总数达1290万,超过清乾隆末因清初移民143年后达到的第一次高峰的857万。然而,在咸淳五年,四川却变得“地旷人稀”。北宋崇宁时,眉州有户约7.3万,按每户5人最低比例计算,约合36万人,这个人口数值在蒙宋战争前应不会明显减少,毕竟期间眉州地区并无大的变乱发生,然而到南宋咸淳元年时,“眉州(苏东坡的故乡)荒废已久” 。
这场屠杀让成都千年积累的文化、经济成果毁于一旦,无数家庭支离破碎。那些传承千年的手艺、文脉,如风中残烛般摇曳欲熄。但成都人骨子里的韧性,让文明的火种未被彻底掐灭。即便在蒙古统治下,民间仍偷偷延续着蜀地文化,像地下的暗流,默默涌动,等待着重见天日的那一天 。
第三次浩劫:张献忠带来的恐怖岁月
时间来到明末,又一个“狠人”张献忠的出现,让成都再次陷入了无尽的恐怖之中。1644年,张献忠带兵进入蜀地,随后在成都称帝,建立了大西国。起初,他或许也曾怀揣着治理四川的美好愿景,想要在这里开创一番新的天地。然而,局势的动荡、各方势力的挤压,很快让他的心态发生了扭曲,陷入了疯狂的杀戮之中。
传说张献忠幼年时,跟随父亲到四川卖红枣,不小心触碰到荨麻被刺痛,便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,发誓若有朝一日得势,必定报复。这个传说的真假虽难以考证,但它却从侧面折射出人们对那段血腥历史的恐惧 。
张献忠的军队在成都及周边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杀戮,奉行“归诚草木不动,抗拒老幼不留”的残酷原则。攻打重庆时,因为守军抵抗,城破后他竟下令“城中男女皆断右手”,三十余万人被砍手,鲜血汩汩流淌,场面惨不忍睹。攻克成都后,局势愈发失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