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与成都电工器材厂合并成立成都电焊机厂，同时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的焊接研究室内迁组建成都电焊机研究所，形成“产研一体”的产业格局。同年，一机部将上海滚动轴承厂部分骨干与设备迁至成都，充实成都轴承厂，为机械制造产业提供配套支持。

工具科学研究所从哈尔滨内迁成都，利用成都量具刃具厂旧址建起办公楼与试验场，专注机械加工技术研究；1968年，武汉、上海、哈尔滨锅炉厂等五家老厂援建成立四川锅炉厂（342信箱），武汉锅炉厂派出340名职工作为骨干，最初生产“09”“801”军工产品，后转向民用电站锅炉制造，跻身全国八大锅炉企业。国营新都机械厂（420厂）更是直接由沈阳军工企业111厂整体搬迁而来，近4000名沈阳人携家带口扎根东郊，将这里打造成成都重要的国防工业基地。

这些企业之间形成紧密的产业协作网络。亚光电工厂生产的微波半导体器件，成为锦江电机厂通讯设备的核心部件；成都电焊机厂制造的设备，用于四川锅炉厂的压力容器焊接；宏明无线电器材厂供应的电子元器件，则支撑着整个东郊电子产业的运转。到20世纪80年代初，东郊工厂纷纷响应改革开放号召，引入国外先进技术设备与工艺，从军工转向民用，掀起电视机、收音机、洗衣机等民用电子产品的生产热潮，成都东郊由此成为西南地区电子电器产业的核心区。

（三）两次转移对川渝工业体系的深远影响

两次接力式的产业转移，如同为川渝工业体系搭建起完整的“四梁八柱”。军工产业的优先布局赋予川渝高端制造基因，成飞的歼击机、绵阳的核武器技术至今仍是国家战略力量的关键；而基础工业的补全，则让这片土地拥有了从原材料生产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全链条能力——攀钢的特种钢材供应成飞战机，东方电气的涡轮机依赖重庆机床厂的精密加工，这种“军工牵引、基础支撑”的协同模式，使川渝工业形成强大的内生循环。人才与技术的持续注入更为产业升级埋下种子，东北的军工专家、上海的电子工程师带来先进工艺，催生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高地，为后续汽车、电子信息等民用产业崛起储备力量。至20世纪80年代，川渝已覆盖核工业、航空航天、机械制造、冶金化工等30多个工业门类，成为西部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地区，也为今日成渝双城经济圈的高端制造、科技创新奠定了不可替代的基础。

辽宁抚顺挖掘机厂的故事，是三线建设的生动缩影。1965年冬夜，厂长宣读支援令，1322名技术骨干连夜打包行李。次日清晨，583台设备被装上绿皮火车，只留下100台维持原地生产。当队伍抵达泸州山区，面对的是荒草丛生的山谷，建设者们用麻绳牵引设备，肩挑手扛搭建厂房。“那时候没有起重机，我们就用绞盘和滑轮，一寸一寸把百吨重的机床挪进山洞。”老工人张建国回忆道，“手掌磨得见骨头，缠上布条接着干。”三个月后，第一台挖掘机轰鸣启动，宣告新中国第二座挖掘机厂诞生。像这样的“工业迁徙”，在1964-1978年间发生了1100余次，东北以“三包一底”的承诺，将最先进的机床、最年轻的技术员、最前沿的科研成果，毫无保留地输送到西南。

重庆凭借抗战时期的工业基础，成为三线建设的“主战场”。嘉陵江畔，军工厂的保密车间日夜运转，工人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加工精密零件，连家属都不知道他们生产的部件将用于何种武器；沙坪坝的电子厂里，科研人员用示波器调试设备，为国防事业研制关键电子元件；九龙坡的钢铁厂，通红的钢水映照着工人坚毅的脸庞，飞溅的火星在夜空中划出璀璨的轨迹。为了保密，许多工厂以信箱代号对外通信，职工们过着“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”的隐姓埋名生活。到1980年，重庆工业产值占全川32%，全川经济会议大半在此召开，这座“山城”真正成为西部工业的心脏。三线建设不仅是工业布局的调整，更是一次关乎国家安全与长远发展的战略抉择，它重塑了中国的工业地理版图，让川渝地区一跃成为国家战略后方的核心区域。

三、时代浪潮中的涅盘与腾飞：从转型阵痛到协同新篇

改革开放的春风率先吹向沿海，川渝却因军工产业转型困难陷入了发展的困境。以军工为主的工业体系难以承载1亿人口的就业需求，四川从净上缴省份沦为补助对象。1997年，重庆因三峡工程建设升格为直辖市，在为全国输送清洁能源的同时，自身却因多山地形和环保政策限制，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减速。长安机器厂的车间里，生产线上的枪炮换成奥拓汽车零部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