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0多万人在缔结和平公约上签名，投票和签名人数已过西南人口大半，大城市中80% - 90%的人口和农村70%左右的人口都签订了爱国公约。广大青年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志愿军，贵州省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6月，仅半年多时间，全省就有6万多名青年工人、农民和学生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。四川第一期在川东、川北区顺利实现扩兵9万人（其中川东5万、川北4万）。同时，四川人民向志愿军寄发慰问信共计79万余封；截至1952年9月，捐献慰问品共件、斤 ；向中国人民志愿军、朝鲜人民军、救济朝鲜难民捐款共89.05亿元。其中，川东7.41亿元，川南24.82亿元，川西48.94亿元，川北7.88亿元。廖苏华作为西南局妇委书记，积极发动妇女群众，为志愿军战士做军鞋、织毛衣，在后方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。

西南局还高度重视军工武器生产，多次组织召开会议，研究解决生产和运输中的问题，为前线提供了充足的武器装备，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。在西南局的领导下，西南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，一直坚持到美帝国主义在停战协定上签字。这场战争的胜利，不仅扞卫了国家的安全，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，而西南局和西南地区人民在其中所做出的贡献，将永载史册。

六、迁徙成都，再启征程

随着西南地区局势的全面稳定与国家建设战略重心的调整，1960年10月，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从重庆迁至成都，开启了一段承载着新使命与新挑战的奋斗征程。此次迁徙并非简单的地理转移，而是基于对西南地区长远发展的全盘考量——成都作为“天府之国”的核心，其深厚的历史底蕴、优越的区位条件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，更适宜统筹推进大规模经济建设与区域协调发展。

这一时期，西南局领导集体也进行了相应调整，形成了以李井泉为第一书记，李大章、廖志高、阎红彦、廖井丹、程子华、张国华等干部协同合作的领导架构。在成都宽敞的办公院落里，悬挂着巨幅的西南地区地图，上面布满了红圈、箭头与密密麻麻的标注，记录着决策者们对这片土地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。每天清晨，领导干部们围坐在会议桌前，讨论声此起彼伏，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选址论证，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前期规划；从川藏公路的改扩建方案，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民生改善计划，每一项决策都凝聚着集体的智慧与对人民的责任。

彼时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，国家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，西南地区因其战略纵深优势，成为工业布局的关键区域。1964年，一场改变西南工业格局的重要会议在攀枝花仁和区大田镇召开。国务院委托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程子华与西南局书记阎红彦牵头，组织专家、学者和地方干部，深入研讨攀枝花工业区的建设蓝图。为了确定最佳厂址，李井泉多次带领工作组翻山越岭，在金沙江畔的荒山中实地勘察。面对“这里是否具备建设大型钢铁基地条件”的质疑，他坚定地表示：“再难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，攀枝花的钢铁，关系着国家的战略安全！”

在李井泉的推动下，数万建设者从全国各地奔赴攀枝花。他们住草棚、睡石板，在“白天杠杠压，晚上压杠杠”的艰苦条件下，用铁锤、钢钎一点点凿开坚硬的山体。廖志高则在后方积极协调农业生产，组织农民开垦荒地、兴修水利，保障建设大军的粮食供应。经过数年奋战，一座“象牙微雕钢城”在不毛之地拔地而起，攀枝花钢铁厂不仅填补了西南地区重工业的空白，更成为三线建设的标志性工程。与此同时，映秀湾电厂、龚嘴电站等重点能源项目也相继开工，推土机的轰鸣声响彻川西平原，工人们肩挑背扛，用汗水浇筑起西南工业的脊梁。

在文化教育领域，廖井丹充分发挥宣传文化工作的引领作用。他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三线建设现场、少数民族村寨采风，将川剧、曲艺等传统艺术与社会主义建设主题相结合，创作出《红岩》川剧版、话剧《金沙江畔》等经典剧目。这些作品在西南各地巡回演出，场场爆满，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，又激发了人们投身建设的热情。此外，西南局大力推动图书馆、文化馆建设，成都街头的新华书店常常挤满求知若渴的群众；在凉山、甘孜等少数民族地区，新建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双语教学的推广让更多孩子有机会接受教育，朗朗读书声回荡在青山之间。

民族团结工作同样是西南局在成都时期的重点。张国华等干部深入西藏、四川藏区等地，严格贯彻党的民族政策，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，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干部。在康巴高原上，工